关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历史悠久。2018年,庆祝成立200周年。

帝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11月,是东方学院的基础。帝国科学院院长谢尔盖·乌瓦罗夫伯爵很早以前已在筹建东方学研究所,按其申请,在科学院圣彼得珍品陈列室所在地启动东方学所。彼时,亚洲博物馆藏有数量众多的各种东方语言手稿、东方历史和文化书籍,以及涉及不同时代和东方各地区的珍品。

机构成立最初几年,科学院出资,从著名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亲属、法国驻阿勒颇和的黎波里大使让·卢梭处,为科学院分支机构的亚洲博物馆购得一批穆斯林珍本,共700份。

1819年11月,亚洲博物馆馆长赫·丹·福林院士就博物馆第一年的工作情况发表了报告。

此后,这所东方学中心的学术和博物馆工作信息,不断在很多欧洲出版物上公之于众。比如1849年,亚洲博物馆用法语出版了《Mélanges asiatiques》(《亚洲札记》)。亚洲博物馆,依托国库支持,从事珍品的保存工作,并为俄罗斯和国外学者研究东方手稿提供保障。不仅在博物馆内,而且还将手稿寄出,以方便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亚洲博物馆同时具备三项功能:东方文化和历史研究中心、馆藏丰富的博物馆、以及学术图书馆。19世纪期间,亚洲博物馆新藏品、珍贵手稿和国内外东方学者们的作品在不断增加。

亚洲博物馆逐渐变成国际公认的欧洲大型东方学中心。在其直接参与下,187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第三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首届和第二届分别于1873年和1874年在巴黎和伦敦举行)。

20世纪初,博物馆已变成世界规模的东方研究中心。这里有世界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们从事历史、考古、宗教、民族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这些著名的学者,被浓重地载入俄罗斯和世界科学史册。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历史:

苏联时期:1917年后,苏联东方学面临全新的大规模任务:东方学各领域基础研究,应促进与东方国家建立联系,以在其国内强化新苏俄的声望,并宣传社会主义理念。苏联20世纪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工作,要求深入研究东方各族人民的历史、传统和语言,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发展特性,让他们认识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殖民地东方被视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的革命斗争温床。

任务如此之重,需要相应的理论依据。鉴于此,1929年通过的《东方科学任务宣言》,强调对东方国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同年,科学院办公室检查委员会报告中指出,亚洲博物馆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的核心。以其为基础,建议成立科学院研究所。

1930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亚洲博物馆与东方学者委员会、佛教文化研究所和突厥办公室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框架下合并。这家新的科研中心进入重新建立的苏联科学院社科部,负责协调苏联东方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苏联著名印度学专家谢尔盖·奥登堡院士被任命为所长。东方学所的研究任务包括:东方国家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东方语言和文学、经济和社会学,亚洲和北非国家民族学和文化。

上世纪30年代的迫害和伟大卫国战争造成的巨大困难,其中包括列宁格勒被围困,重创苏联东方学研究,研究所人员损失严重。

很多著名学者在前线阵亡。新一代学者深切悼念为祖国献出生命的人。

伟大卫国战争中幸存的东方学专家胜利返回,继续在研究所从事硕果累累的研究工作。

二战后,国际舞台的形势变化和新的内政条件,为苏联东方学研究设定了新的广泛而严峻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依据和相应的方法。东方学研究重组措施,符合解决如此规模的任务需要。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1950年6月1日命令中提出的建议,并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东方学研究所从列宁格勒迁往莫斯科。研究所主要手稿馆藏和基础博物馆,作为科学院东方学所分部留在列宁格勒。1950年,苏联科学院太平洋研究所进入东方学所。

俄罗斯著名东方学学者、各科学领域专家,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继续传承科研工作。他们为国内东方学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基础科学著作的形式,巩固了自己在世界科学中的威望。其中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欧洲和东方语言。1980年,东方学研究所被授予“红旗劳动勋章”,这是国家对东方学所学术成就的承认。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列宁格勒(后来是圣彼得堡)分所,在苏联东方学主要学术机构框架内,一直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2005年获得独立身份,名称为“东方手稿研究所”,保持了自己在俄罗斯科学院系统中的地位。